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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特别看重管理俘虏这事儿。在华东野战军还没成立的时候，他就在山东弄了个战俘团队伍，把那些被抓的国军团长以上的大官，都送到战俘团去重新教育。

后来很有名的北京功德林，那个管理战犯的地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陈毅做法的启发。

陈毅一开始可能压根儿没想过，他设下的那个陷阱本来是给国军军官战俘团的，结果却意外地逮到了好几个重量级的人物。

一、华野的战俘团抓到了不少重要人物。

在山东野战军的时候，因为全国范围的大战还没爆发，所以陈毅带领的队伍抓到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不多。到了1946年年底，山东和华中的两支野战军合并成了华东野战军，他们打的大胜仗越来越多，抓到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也就跟着多了起来。后来，虽然陈毅在1948年暂时离开了华东野战军，但那个战俘团还是一直保留着，管理上也还是按照陈毅那时候定下的规矩来进行。

陈毅一开始定的规矩是，能教育好的就尽量教育，让他们能帮咱们干活最好，实在不行也得继续改造。对于那些做了太多坏事的人，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直接就得处理掉。

对于那些级别在军长、中将以上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人都在1959年之后得到了特赦。其中，只有少数几位被争取来参加工作，个别的被释放了，还有几位因为生病去世或是逃跑了。总的来说，大部分高级军官都在那段时间后得到了宽恕。

有些人没被特别赦免，比如七十四军的头儿邱维达，十二军的军长霍守义，还有江阴要塞的司令戴戎光，他们都努力争取参加了工作。像第二绥区的副司令聂松溪，整编二师的师长晏子风，100军的军长吕济厚，东北军里的中将军长甄勣成，以及安徽省的主席张义纯，这些人被抓住后没多久就给放了。另外，独立五十师的中将师长李以劻，第七兵团的司令区寿年，他们虽然开始没被特赦，但后来给放了，还得到了投诚的待遇。

有不少战争简直就是自己往火坑里跳。

说起那位四十二集团军里的中将大佬郝鹏举，他曾经向陈毅将军表示过归顺，后来还成了我们队伍里的一员。但这家伙心思活络，总是摇摆不定，跟三国里的吕布似的，没多久又跑回去跟国民党混了。莱芜战役开打前，他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直接给逮住了。被抓以后，他还不老实，老想着找机会溜走，结果最后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根据以前总政治部联络部的资料《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对敌工作历史》里写的，这家伙在1947年10月被从华东战场俘虏后，转送到东北之前，在山东威海被处决了。

两位军队的领头人，二十八军的刘大军长和刘秉哲差不多时候的那个，还有六十六军的罗军长罗贤达，他们在1950年年底想从苏州的监狱里逃出去，但没能成功，最后就被处决了。还有那个一一五军的副军长，是个少将，叫司元恺，他以前对六十多位革命的老百姓下过狠手。这个人呢，在1954年8月的时候，在南京被给制裁了。

那些被抓的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军长、司令们啊，以前都是指挥成千上万兵马的大官，地位高权力大，气派十足。他们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慢慢就养成了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看不起普通人的坏毛病。

进了俘虏营后，他们离开了能显摆官架子的部队，渐渐地变回了普通人，有了正常的情绪变化。平时拌拌嘴，互相逗乐，讲点笑话，闹点小玩笑，这些都是常有的事情。

有时候玩笑开大了，大家就会闹别扭，吵起来。他们以前讲过：国民党有那么多高级将领，在国民党那边很难聚在一起，可他们在共产党的教导团里长期相处，这事儿说起来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事！

说起来真是挺让人惊讶的，这事儿在各大军区的战俘团里，那可是独一份儿的奇景。三任省主席，竟然能凑在一块儿，这可真是少见。

华野的主力战斗地方就是山东，在长达三年的解放战争里，他们抓到了国民党在山东的三任省主席。说来也巧，这三位前任省主席，现在都被放在同一个高级俘虏营里头呢。

接下来，咱们聊聊山东省曾经的三位省长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以及他们后来的情况。先说说第一位，他在当省长的日子里，发生过不少让人津津乐道的小故事，至于后来他怎么样了，也挺值得一说。再讲讲第二位，他在任上也有不少趣闻，这些事情现在提起来还挺好玩的，而他后来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最后说说第三位，他当省长时的一些趣事现在大家还记得呢，而他后来的归宿，也挺让人感慨的。

第二段咱们说说孙良诚这个人，他最后是被活活气死的。

在山东这个地方，当过一把手的有这么三位。第一位是1928年管事儿的是孙良诚，那时候他当的是山东省主席。然后到了1942年，牟中珩接过了这个位子，也成了山东省主席。再往后，从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王耀武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也当的是山东省主席。

咱们来聊聊孙良诚这个人。

孙良诚这人，老家在天津市，他在1928年到1929年期间，做了山东省的一把手。早些年，他加入了西北军，特别能打，因此被冯玉祥看重。那时候，他还被人们叫做西北军的十三太保和五虎上将里的一个呢。

这家伙后来真是不争气，打抗日战争那会儿，老是打败仗。到了1942年，他干脆就投降了日本鬼子，还当上了汪伪第二方面军的上将总司令，手下管着三个军、九个师，还有三个独立旅，势力可不小。不过，他这么做，名声可就臭大街了。

抗战打完后，像那种背叛国家的坏蛋，本来应该被抓起来审判，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呢，孙良诚因为当官时间久了，手里攒了不少钱，他就到处塞钱打点关系。结果，他居然把蒋介石都给说服了，一下子又变成了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还兼着107军的军长。

但这家伙，就算被编进国民党军队里，估计也不是块打硬仗的料。1948年11月，淮海战役那会儿，他在江苏睢宁带着7000多人向华野军队投降了。

粟裕没有计较他过去的过错，而是派他去第八兵团，任务是试着说服刘汝明。刘汝明和他都是西北军出来的老同事，现在刘汝明是那里的兵团司令。

这事儿就像扔出去的肉包子，再也回不来了。跟孙良诚一起去劝别人投降的周镐、王清瀚、祝元福三个人，最后都被杀了。可孙良诚呢，他倒是毫发无损，后来竟然跑到了南京，又回到了蒋介石的队伍里。这家伙还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给黄百韬办的追思会。

在南京快被解放的时候，我跑到了上海。等到上海也要解放了，我就藏在一艘船上想溜走。结果没跑掉，被三野的部队给逮住了，之后就被送到高俘团接受教育去了。

孙良诚心里清楚，他那汉奸的帽子一直摘不掉，加上之前劝刘汝明投降时，害得周、王、祝三位兄弟丢了性命，这事儿让他心里头一直七上八下的，压力山大。他变得沉默寡言，不怎么爱跟人说话，在高级俘虏里头，心情算是最差的了。

就在那次中队的娱乐晚会上，大家难得地兴奋了一回。晚会规定每个人都得出个节目，不管水平咋样。孙某人呢，他把以前在苏北搞破坏时，老百姓拿来打趣他的那些顺口溜翻了出来，还自个儿加了点评。第一句是这样的：“黄克诚对孙良诚，黄克诚能克孙良诚”，孙某人自己在后面加了句“说得对啊！”还有一句：“反攻军碰上反共军，反共军又反反攻军”，孙某人又添了两个字“这可不行”。

大伙儿都乐呵呵地说：“孙良诚现在有长进了。”他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也跟着笑了起来。

说起来，三野那边的管教人员对待孙良诚，其实没有特别地看不起他。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这个肯定不能忘，但我们在管教的时候，都是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来，能帮他改过自新就尽量帮。真正对孙良诚有很大偏见的，反倒是那些跟他以前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官。

孙良诚呆的那个第一区队，里面全都是中将、军长这些大官。他以前的同事们，因为他当过汉奸，都挺看不起他的。每次开会学习或者讨论，他们总会拿汉奸的事儿来说事，骂上几句。这让孙良诚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他也挺不服气的。

1951年年底，在一次学习交流的场合，小组里的那些原国军将领们又开始闹腾了，非要孙良诚坦白自己当叛徒的所作所为。

孙良诚真是气坏了，一股脑儿地把心里积压已久的怒火全撒了出来，他脸色涨得通红，情绪特别激动，恼火地喊道：“我承认，我当过汉奸，我犯过错，我没脸见人。但你们就干净吗？瞧瞧你们，用的是美国枪炮，穿的是美国给的军装，却对中国人开枪，你们这难道不是汉奸行为？我给日本人当走狗，你们给美国人当走狗，说来说去，咱们都是一路货色，都是汉奸，谁也别觉得自己多高尚！”

说着说着就口吐白沫倒下了，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发现他是因为脑部毛细血管破裂出血。等他醒过来后，又因为需要卧床休养而睡了好几个月。由于身体比较胖，他还长了褥疮。最终在1952年3月6日，他在山东禹城的韩庄因病去世了。

三、说说牟中珩：他坚决不背那汉奸的黑锅牟中珩这个人啊，他有个原则，那就是宁死也不肯背上汉奸的骂名。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个名声问题，更是关乎他的气节和立场。他觉得自己清清白白做人，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软弱或者诱惑，就让人指着脊梁骨骂自己是汉奸。所以，不管面对多大的压力和诱惑，牟中珩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他宁可选择死，也要维护自己的清白和尊严。这种精神，说实话，还是挺让人佩服的。毕竟，在那种复杂多变的环境里，能坚守自己原则的人，并不多。牟中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也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他绝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去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思考。

牟中珩这个人，在1942年当过山东省的一把手。但因为济南那时候被日本鬼子占了，他只好跑到安徽阜阳躲起来，成了个名不副实的山东省主席，毕竟人都不在山东嘛。等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又把他叫回来，派到山东去当保安副司令，给当时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下手。

济南打仗那会儿，吴化文反了水，济南城就这么被攻破了，跟他一块儿的人也都散了。他自己呢，打扮了一番想偷偷溜走，结果刚溜出城没多久，就被华野十三纵的战士给拦下来问了话。

大家看他那气派，跟一般的士兵就是不一样，所以解放军的战士们就猜他可能是王耀武。

牟中珩一下子就慌了，他平时说话就有点不利索，这一着急，更是磕磕巴巴地说：“我……不是王耀武那家伙，王耀武啊，他长的是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还是个矮胖子……”说到这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旁边的战士眼睛一亮，警觉地问他怎么这么了解王耀武，你到底是个啥身份！

牟中珩一听那战士说话，口音挺像胶东的，一打听，原来他是来自胶东那边黄县，现在叫龙口的大牟家人。牟中珩立刻热络起来，说道：“咱俩算是同乡了，你可真好，能当上解放军。我要是年轻点，家里没老母亲拖累，我肯定也去参军，给战友们做做后勤，烧烧水做做饭啥的。”

因为说话结巴得厉害，战士们听了既觉得好笑又心生同情，就劝他说：“哥们儿，你还是赶紧回家吧！”让他走后，为了躲避检查，他就沿着胶济铁路晚上赶路，白天休息，可等他走到高密的时候，还是被我们的民兵给抓住了。

逃跑那会儿，他啥面子都不要了，但一到战俘团，他又摆起了高级军官的谱儿。

有阵子，他在院子里自由溜达时，老爱比划太极拳，手上还舞弄个竹篮子，看起来挺逗的。跟他一个队的九军军长黄淑就好奇地问他这是在干啥呢？牟中珩一边摆弄着那个有点破的篮子，一边回答说：“我在练手艺呢，就像扮演黑瞎子（狗熊）一样，给大伙儿瞧瞧。”

他们老是抱怨，说总有人找借口往这儿跑，这让他们挺不爽的。

管理人员听到这事儿后，赶紧跟上面的领导说了。领导一想，这些人也是有头有脸的嘛，老被人当稀奇看也不合适。所以就下了个规定，不让大家没事就凑一堆，跟看耍猴似的盯着那些战俘。打那以后，就再没人来围观他们了。

牟中珩虽然说话不太利索，但演戏这事儿他倒是挺乐意的。在战俘团里，区队时不时就会搞个文娱晚会，每次都会让他上去露一手。因为说话结巴念不了台词，他就专门演那个“锔大缸”的小歌剧。这是胶东那边挺流行的一种秧歌调子，旋律挺简单，随便填点新词就能唱。

牟中珩换上了逃跑时候的那一身装扮，头戴毡帽，身穿灰色夹袄和灰色长裤，腰里还挂了个小烟袋，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挺合适。真没想到，当时的民兵竟然能把他给认出来。他唱歌的时候调子都不准，把大伙儿逗得哈哈大笑。

他虽然有时候表现得挺逗乐，也挺能放下架子，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可是个硬骨头。

这家伙以前是老东北军的，很有民族正义感。

1950年刚开始那会儿，有人传他在阜阳避难时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了，说他犯了汉奸的罪。这话他实在听不下去，就自己找管理干部聊，聊着聊着就哭了，眼泪鼻涕一把把的。他边哭边吼：“组织上给我定啥罪都成，就是不能冤枉我当汉奸啊！我死去的祖宗们在天堂都得被气活了！求组织好好查一查，要是我真跟那日本鬼子有来往，不用多说，立马枪毙我都行。”

经过一番仔细查证，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当过汉奸。说起来，在西安事变那会儿，他还表现得挺不错呢。后来有次特别教育的时候，我们跟他提到了这事儿，他听后特别感慨，直说：“共产党真是讲理，做事实实在在，还不忘旧情，西安事变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还记得。”

牟中珩后来有了好结果，1966年他被特别释放，出来后就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工作。到了1981年，他在83岁那年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四、王耀武这人相当狡猾王耀武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他总是能想出各种点子来欺骗别人。他行事从不按常理出牌，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在与人打交道时，他总是藏着掖着，不会轻易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的狡猾不仅仅体现在言语上，更体现在行动上。他总是能巧妙地避开别人的锋芒，然后趁机出击，达到自己的目的。跟他打交道，得时刻提防着，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他设的陷阱里。总的来说，王耀武这人就是相当狡猾，跟他相处得特别小心才行。

最后咱们来聊聊王耀武这个人。

王耀武是这帮人里头官职最大、混得最好、打的胜仗也最多，蒋介石也特别看重他。

但要是说到性子、原则、还有那股倔强劲儿，那可就是最难琢磨、最狡猾多变的了。

王耀武老家在山东泰安，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学生，没啥坏习惯，还参与过好几场抗日的大仗。

这家伙从小就没了爹，全靠他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因此，他对老妈特别孝顺。要是超过半年没见着老妈，他一定会脱下军装，跪着迎接老妈。

他这个人很机灵，很擅长打交道。在抗日战争那会儿，他做了74军的军长，后来又跑到山东做了老大，虽然地位高权力大，但他从来都不摆架子。他对国防部、陆军总部那些跟他职位一样的人都很尊敬，看作是自己的上司，跟戴笠的关系也铁得很。每次特务训练班开学，他都会准备些礼物去祝贺，有了戴笠的帮忙，特务们也不会给他找不痛快。

他这个人啊，做起事来挺有一套，懂得变通，对长辈孝顺，和朋友关系融洽，对上司也忠心耿耿，各方面都能处理得妥当。

他被抓住以后，跟管理他的干部相处得很融洽，老是在中队、大队，甚至全团的集会上站出来讲话。

王心里有两件事儿压得他喘不过气，还流过眼泪。一回是在1950年夏天，他烧得厉害，体温都飙到40度了，整个小组的人都为他揪着心。管理人员去看望他，见他脸红得像关公，嘴里念叨着说自己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怕是没机会再见到老娘了。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管教人员心里挺忐忑，这么个重要俘虏可千万别在咱这儿出啥岔子，病没了。他们连忙找来了大夫给瞧瞧。大夫一问，才知道王耀武是因为环境不干净，下身那儿痒得不行。他自个儿瞎琢磨，拿治脚气的药水往那儿抹，想止痒，结果倒好，肿了起来，还发起了高烧。

医生有点无奈又带点笑说：你这得的是阴囊湿疹，主要是因为天气潮湿，加上身体里缺了点营养。其实本来不是啥大问题，但你偏偏抹了那个甘露水，那地方皮肤薄，血管浅，一下子就吸收了，药水直接跑到血液里去了，这才烧了起来。不过别担心，没啥大碍。

王耀武这时候总算是把心里那块大石头给挪开了。

这次又因为收到一封举报信，我忍不住掉眼泪了。

1953年的时候，有个叫范汉杰的中将司令，他之前在锦州战役里被抓住了。他给上边写了封信，举报说王耀武是抓方志敏将军，还把他杀了的那个人。

王耀武急得都没空搭理范汉杰那不要脸的行为，他眼泪汪汪地跟管教干部讲：“我虽然犯了大错，死也值了，但事儿得弄明白啊。不然我人没了，真凶还在外面逍遥，那些烈士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方志敏的事，真不是我干的。那时候我压根就没抓到方将军，可偏偏有人传是我抓的。我当时一心想着立功升官，也就稀里糊涂认了。现在，我得在大家面前把这事儿说清楚，盼着组织能把国民党那时候弄错的案子给纠正过来，把真凶绳之以法，也好让烈士安息。”

后来，报纸上登了出来，说杀害方志敏的那个人在新疆被抓到了。王耀武一看，乐得一蹦三尺高，直嚷嚷：“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连国民党那时候的冤案都给翻了出来，解决了，真是让人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王耀武在改造过程中，对共产党和毛主席产生了深深的敬佩。然而，他的某些赞美之词虽然诚恳，却略显夸张，让人听起来有些不适。

有一次聊起济南战役为啥那么快就输了，原来的国民党山东党部主任庞镜塘挺沮丧地说：“济南战役啊，主要还是兵力没摆对位置。我当时就跟你说过，吴化文这家伙，跟三国里的魏延似的，脑后长着反骨。他一开始是西北军的，后来投了蒋介石，又投降了日本，抗战胜利后又被收编了。这家伙谁给他好处他就跟谁，根本靠不住。让他守白马山，那哪行啊？万一出点啥岔子，整个局势都得乱套。可你呢，王耀武，偏偏不听。你说吴化文在鲁南搞了个无人区，跟共产党结了深仇大恨，他姓吴的就算有天大的胆子，有两个脑袋，也不敢投降共产党，你放心好了。你还说要学共产党那套，利用矛盾。结果呢，才打了两天，他就叛变了，这下可好，你利用的矛盾成笑话了！”

王耀武不客气地回敬道：“对，照你这么说，要是吴化文不起义，济南的战斗继续拖下去，那老百姓得死伤多少啊？咱俩的罪过不就更大了吗？听当时指挥战斗的领导说，吴化文这一起义，可是救下了好几万人的命呢。”

王耀武这人吧，眉毛浓浓的，眼睛大大的，身材也壮实，一看就像是地道的山东大汉。但你绝对想不到，他的性格和外貌差别可大了，特别机灵，很会看人脸色。在战俘营里，他总是想尽办法找机会好好表现自己。

有一回，王耀武正在那儿练拳呢，一眼瞅见有个姓徐的管理干部朝这边走来。他一边比划着动作，一边随口说道：“小徐啊，年纪轻轻，以后肯定大有作为。”可这位徐管理干部对他这套挺不感冒，理都没理，就直接走过去了。

王耀武瞧出徐干事心里头不太痛快，过了几天，在学习交流会上，他顺水推舟说了好一阵子：“咱们啊，都得承认自个儿有过错，共产党这是在帮咱们改过自新，好让老百姓能原谅咱们。可老百姓咋知道咱们改得咋样了呢？这就得靠咱们周围的各级头头们了，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来指点咱们的，就像是咱们的导师一样。所以啊，咱们得老老实实听他们的话，好好学着。”

从那以后，每当看到管教人员走过来，他都会挺直身子，主动让开道路，哪怕是在地下室走廊里碰到了，他也会乖乖地站在一旁。管教人员要是找他有事，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好，等事情办完了，他还会礼貌地往后退一步，然后才离开。可这样的举动，却让管教人员感觉怪怪的，不太自在。

还有一回，大概是在1950年快3月的时候，王耀武的一个守卫从香港赶到战俘团看他，给他带了一大堆日常用的东西。有那种包装得很仔细的盘尼西林，还有暖和的棉毛衣裤、好用的派克笔，以及能在游泳时防水的表，这些东西在当时可都是挺值钱的玩意儿。

徐同志陪着王耀武去见那些守卫，王耀武开口道：“徐同志，你看这些东西，我实在用不上。如果拿回去让同学们瞧见，不给他们吧，怕得罪人；给了他们吧，又怕上面说我故意拉拢。这样吧，还是麻烦您先帮我存着。”

很明显，他想找个法子把东西给徐同志。徐同志马上说，这东西得让队部管起来，用三联单登记，拿东西的人留一联，东西上贴一联，队部再留一联存根，他听了之后也就没再多说啥了。

后来，王耀武和牟中珩都被调到了北京那边去负责工作，他们俩都获得了宽恕，不用再继续受罚了。